「隱惡揚善亅，本是做人處世一種美德。
有時看文言文的命理書本，卻因為作者太過敦厚，把論命案例報喜不報憂。
就以性格而論，很多書本，只述其人優點，缺點欠奉評論。這樣令只令後學有害無益吧了。
今次以晚清名臣曾國藩為例，他雖是名揚千古人物，可惜一個錯誤的性格，成了滿手鮮血，背負二三十萬條人命債的儈子手，殺、燒、搶、姦，衆多壞事，雖非他做卻難辭其咎。江蘇一帶老百姓，對他評價甚是差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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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國藩命造之資料，見於前輩命學家韋千里之「呱呱集」，及徐樂吾之「滴天髓補註」內。
後世對於曾國藩一生，給予極高評價，譽為「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」、集「政治家」、「戰略家」、「文學家」、「書法家」於一身。
曾國藩原本布衣出身，全靠讀書考功名步入仕途，官運輝煌時候，十年之內七遷連升十級，亦是清朝管治歷史上，自從1681年康熙平定「三藩之亂」，相隔一百八十三年後，於同治三年1864年，第一個被封為「一等侯爵」的漢人大員。他的一生有正面評價，亦有極之負面的罵名。原來一切也是命之所以然！
曾國藩命造：
結構略述：
丙火生於亥月，乃七殺正格，干上丙日見辛金化水成吉局。地支一未合兩亥，兩個半木之局成吉助之力。
七殺乃主勇武，做事一往無前，只論結果不論過程。若七殺無制、或是七殺會凶神，則是十分可怕，令到命主闖下大禍。
現在月時亥亥自刑，已經顯示殺心甚重。干上兩己土傷官，訣云：傷官見官為禍百端。現在「傷官七殺」乃絕對更差劣之組合，於命理而言，輕者則犯：嫖、賭、飲、蕩、吹；重者則會五戒盡犯，甚至犯下五逆無間的生死重罪，情況實在令人擔心！
曾國藩生於1811年即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，湖南省長沙府湘鄉縣人。祖父曾玉屏少讀書，父親曾麟書乃生員一名(即是秀才）以塾師為業。曾國藩 5 歲啓蒙，次年入家塾「利見齋」。
運程大概：
戊戌大運 ( 1817-1826，6-15歲 ) ：
道光六年春（1826丙戌年），應長沙府童子試，名列第七名。
戊戌大運，食神主事基本是一個安穩運程，只是大運之戌沖日支辰，又刑年未，夾剋學堂宮，必有阻滯在其中。幸好干透吉神運程尚可，流年丙戌，干上丙火回合本命太歲，故此童子試見吉。
補充：曾國藩童年的履歷本來非常可觀：6歲入塾讀書。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，14歲能讀《周禮》《史記》文選。待到參加考試時，本來天賦極佳居然連續考了六次都沒考上，更慘的是他第六次參加科舉考試時，被當時湖南省的考官批評他「文理太淺」，以捐生註冊。捐生是指成績勉強尚可，但當秀才還不可以。以上就是大運之戌刑傷本命未辰的基本參考。
丁酉大運 ( 1827-1836，16-25歲 ) ：
以七殺格局而言，劫比並非幫身之物，反是劫奪財官之物，丁火在大運天干有阻無益。猶幸酉金合日辰，亦會照丙辛化合之有情，故此大運亦算有得有失。
道光十年（1830庚寅年），前往衡陽唐氏宗祠讀書，翌年後轉入湘鄉漣濱書院。
道光十三年（1833癸巳年）秋，應湘鄉縣試，考取秀才。
是年癸水沖去丁火，流年巳火一走通日干丙，會照丙辛；二來合大運之酉，所以流年有吉象。是年已經二十二歲，算是遲來的春天矣，不過遲來總比沒有的好！
道光十四年（1834甲午年），曾國藩進入長沙著名的嶽麓書院，同年參加湖南鄉試，中第三十六名舉人。
流年甲木，會合命中兩己土，故此大吉大利。
道光十五年（1835乙未年），曾國藩會試未中，寓居京師長沙會館讀書。
流年之未剛好呼應本命之未辰相刑，學堂宮左右受傷，是年無有得益。
道光十六年（1836丙申年）恩科會試再次落第。
流年之申六害兩柱亥水，今次學堂宮直接受傷，是年再次無有得益。
丙申大運 ( 1837-1846，26-35歲 ) ：
大運地支申金才星，引起刑傷，此事造成命必有阻礙。但是天干丙火呼應原局丙辛化合，主應喜事重重。這個丙辛吉象，對往後前程絕對是影響深遠。
道光十八年（1838戊戌年），曾國藩再次參加會試，終於中試，殿試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，賜同進士出身。朝考列一等第三名，道光帝親拔為第二，選為翰林院庶吉士。
大運本有吉象，流年地支雖有刑傷，但未曾干擾申亥互害。又因戊土用神透出，故是年平步青雲。
道光二十年（1840庚子年）散館考試，名列二等十九名，授翰林院檢討。
流年合大運必定吉利，申金本忌但透出天干反凶為吉，是年再見吉象。
補充：中了進士做了官。有次他父親曾麟書去京中小住，回家後卻寫信痛斥曾國藩，告誡他以後務必節慾，節勞，節飲食。估計這段時間，曾國藩的傷官心性還沒收斂。
自31歲後(1842壬寅年)，曾國藩開始每天寫日記，以聖人的標準要求自己，這時便是他命中「丙辛相合」發揮作用的時候，也是他日後命運出現重大改變的轉捩點。
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癸卯年）升侍講。同年，出任四川鄉試正考官。年底，充文淵閣校理。
癸水正官本是大忌，不過一來「命中無字不可用」。二來流年卯木合年月時三柱，吉運之年也。
補充：命中無字不可用，命盤中以及大運之中俱無此字，方是也。
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乙巳年），升侍講學士。
乙木印星小吉，但流年合大運必定吉利，吉上加吉也。
乙未大運 ( 1847-1856，36-45歲 ) ：
大運天干之乙木印星小吉，地支未土呼應原局兩組未亥半合，已是相當吉利形勢。唯是未土再次刑傷原本未辰相刑，錯誤阻滯在所難免。又未土己土乃忌神同源一氣，若不傷運傷財傷身體，亦易傷及六親，美中不足矣。
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丁未年），升任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。
流年未土合原局兩亥，吉象臨門。
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己酉年）授禮部右侍郎。不久署兵部右侍郎。
道光三十年（1850庚戍年），洪秀全在廣西發動金田起義，太平天國運動爆發。曾國藩上《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》，皇帝將奏摺怒擲於地。
流年天干雖吉神出現亦於事無補，辰戌未四字大會合，因為日柱有關，故不小心得罪天子。
咸豐二年 ( 1852壬子年)，生母江氏去世，丁憂回籍。同年底（1853年1月），曾國藩接旨幫辦湖南團練。經郭嵩燾力勸，離家前往長沙，與湖南巡撫張亮基商辦團練事宜。
流年壬子大運乙未，地支流年刑大運，兼亦引動月令亥水(父母宮) 被刑忌夾剋，有丁母之憂。但流年天干壬水，乃七殺本格吐氣揚眉之時，所以被臨危授命，開始執掌兵權。
咸豐三年（1853癸丑年）八月，曾國藩獲准在衡州練兵，「凡槍炮刀錨之模式，帆檣槳櫓之位置，無不躬自演試，殫竭思力」，並派人赴廣東購買西洋火炮，籌建水師。
流年大運丑未逢沖，東奔西跑，辛勞準備，藏器待時。
咸豐四年（1854甲寅年），發布《討粵匪檄》，率師出征，不久在靖港水戰中被太平軍石祥禎部擊敗，投水自盡，被部下所救。休整後，重整旗鼓，當年攻佔岳州、武昌。咸豐帝大喜過望，令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。然而，大學士祁雋藻進言，稱「曾國藩以侍郎在籍，猶匹夫耳，匹夫居閭里，一呼，蹶起從之者萬餘人，恐非國家福也。」咸豐帝收回成命，僅賞曾國藩兵部侍郎頭銜。
流年雖吉用神出現，未與大運相合，僅以甲木合本命兩己土寅木合兩亥，因而初嘗勝利。始終大運未土，仍然一直牽動原局天干兩大忌神己土傷官，亦關係原局刑忌夾剋月柱官祿，故亦初逢戰敗，及未能正式升遷！
咸豐六年（1856丙辰年）被太平軍圍困於南昌。9月2日，適逢洪秀全與楊秀清發生內訌，史稱天京事變，南昌因而自動解圍。
流年與大運地支相刑，兼犯擾原本命局，故有坐困愁城之嘆。流年丙火吉星高照，所以去到秋季丙申丁酉之月份，安然脫困。
甲午大運 ( 1857-1866，46-55歲 ) ：
丁火，陽刃也，七殺命格碰上則不能駕馭之，能劫奪命主一切之福氣；陽刃亦主有陽奉陰違之行為。甲木偏印吉神也，最利合去己土傷官，以及合住年支未土，三柱同旺化凶為吉。至於是否如此順利，還看好戲在後頭。
咸豐七年（1857丁巳年），父親曾麟書去世，丁憂回籍。
大運之忌神午火陽刃本合未土已減凶性，流年午火露頭出天，凶性再無物可制化。流年巳火沖連月時亥水，父母宮有損之故。
咸豐八年（1858戊午年）5月，湘軍攻佔九江，氣勢頗盛。
戊土食神吉通根於日柱辰支，雙午合未制化有功。日柱判斷策劃正確，能顯功績。
咸豐十年（1860庚申年），湘軍圍困安慶，次年(辛酉) 9月破城。又咸豐十年皇帝下旨，命曾國藩派人去外國購買機器、洋槍洋砲，以便學習。
庚申雖吉神，申可合日柱辰，惜流年干上庚金剋大運之甲，只有圍城未竟全功。待至翌年辛酉，干上重見丙辛合，地支辰酉合，終於成功。
同治元年 ( 1862壬戌年 ) 攻破蕪湖。
命主七殺格局透干，壬水吐氣揚眉。戌合大運午火，又見吉利流年也。
同治二年 ( 1863癸亥年 )11月25日，其弟曾國荃統領湘軍進扎城天京東孝陵衛。同年，曾國藩與容閎商議創辦機器廠事宜，委派出國購買機器。創辦學堂，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等洋務運動。
癸亥流年，乃命主格局之太陽歸位，領軍打仗一路平順，餘事亦然。
同治三年（1864甲子年）7月19日，湘軍攻破太平天國首都天京。同年曾國藩就地處死太平軍降將李秀成。趙烈文記述李秀成在臨死前說「中堂厚德，銘刻不忘，今世已誤，來生圖報」。據說曾先要求李寫太平軍失敗原因，李寫出萬字書，曾再給李一小瓶毒藥，請李自裁，也因此曾抗拒交押李至北京受極刑，得罪到滿清特別是西太后，雖立大功但引至日後官途並不順遂。朝廷加封曾國藩太子太保、一等侯爵。8月，奏准裁撤湘軍25000人。
大運甲午流年甲子，雙甲合雙己，運程妙不可言。一者順利攻破南京城，二者加官晉爵。但是流年子水沖大運午火，一：引起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」的毛病發作，更何況命主本身已具「傷官七殺」的組合，稍為不受朝廷旨意，乃是順心而為，此事亦引至日後官祿運程未能更上層樓。( 至於二，下文自有分曉 )
同治四年（1865乙丑年）五月，僧格林沁被捻軍擊斃，清朝廷令曾國藩剿捻軍。但捻軍突破湘軍、淮軍的包圍，進入湖北。又突破開封、朱仙鎮間的賈魯河防線，東走山東。曾國藩因此被撤欽差大臣，李鴻章繼任。
乙丑流年六害甲午大運，又丑刑沖原局未辰，被朝廷撤去欽差大臣，已是非常輕微之小挫折。
癸巳大運 ( 1867-1876，56-65歲 ) ：
癸水與原局造成官殺混雜，巳火又沖原局兩亥，這個大運不太妙矣。
同治七年（1868戊辰年），曾國藩改任直隸總督。
流年干戊與大運干癸互合，調任京畿之直隸總督，乃小吉一樁。
同治九年（1870庚午年），發生「天津教案」，朝廷命曾國藩處理。曾國藩十分驚恐，甚至出發前立下遺囑，他深知大清遠非西方列強對手，因此主張對外讓步。發布《諭天津士民》的告示，對天津紳民多方指責，誡其勿再起事端，隨後釋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，引起天津紳民的不滿。處理「天津教案」，不少人罵他是賣國賊，全國輿論大嘩，「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，堅不肯信」，朝廷官吏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，「詬詈之聲大作，賣國賊之名號竟加於曾國藩。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」，甚至直接稱其為「曾國賊」。
同年（1870年），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平民張汶祥刺殺於後，朝廷命曾國藩再任兩江總督，前往南京審理該案。
流年庚午干上庚金雖吉，可惜未能用之，午不直接合於大運，與大運及本命未年，僅是湊成巳午未方局。用另一個角度而言，即是大運癸巳之凶性，仍然暗地制住運程。所以處理「天津教案」一事，吃力而不討好，更惹上賣國賊名號。此事告一段落之後，平調往兩江，乃是巳午未方局之助力，離開了隨時可以陰溝翻船的京師地，算是小吉。
同治十一年（1872壬申年）正月，腳部抽筋並且有失語異狀，自覺「大限將至」，二月初四（3月12日）在金陵總督轅門病逝，曾文正公全書記錄曾逝於戌時。享壽六十一歲。朝廷追贈太傅，諡號文正。
是日日課為：壬申年，癸卯月，戊午日，壬戌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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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文已述「傷官七殺」乃絕對更差劣之組合，於命理而言，輕者則犯：嫖、賭、飲、蕩、吹；重者則會五戒盡犯，甚至犯下五逆無間的生死重罪。
於同治三年（甲子年 ）適值其大運甲午，子午相沖必有事。子又六害於本命未年；流年子水又與本命七殺格局，構成官殺混雜。三大凶性條件互相參和，結果是：
根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創所所長郭廷以所著《近代中國史綱》引趙烈文《能靜居日記》記載曾國藩弟曾國荃率湘軍攻入南京城後的情景：
「湘軍『貪掠奪，頗亂伍。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』，……『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。其幼孩未滿二、三歲者亦被戳以為戲，匍匐道上。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（均被虜），老者負傷或十餘刀，數十刀，哀號之聲達於四方。』凡此均為曾國荃幕友趙烈文目睹所記，總計死者約二、三十萬人。」
又湘軍進入南京城後，大肆焚掠，「……分段搜殺，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，秦淮長河，屍首如麻，……三日夜火光不息。」南京文士李圭道：「至官軍一面，則潰敗後之虜掠，或戰勝後之焚殺，尤耳不忍聞，目不忍睹，其慘毒實較『賊』又有過之無不及，餘不欲言，餘亦不敢言也。」
原本太平天國強盛時，南京最多有100萬人，可屠城之後10多年，死走逃亡，到光緒帝登基時，南京只剩不到50萬人。
事後曾國藩巧言上書曰：「偽宮賊館，一炬成灰，並無所謂賦庫者，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貨物，實出微臣意計之外，亦為從來罕見之事」。
以上是為湘軍版的「南京大屠殺」，身為湘軍主帥，對於湘軍的「殺、搶、燒、姦」所犯下種種滔天罪行，曾國藩實在責無旁貸，於事實上亦不可推卸。雖然此事並無令到主子滿清皇朝有什麼不滿，更加沒有降罪在身。
不過這次的「殺、搶、燒、姦」罪行所涉人數極為龐大，光是被濫殺者達二、三十萬人之鉅。造下這樣嚴重的殺生惡業，其中一個因果效應，就是在47年以後的1911年，害到他的主子滿清皇朝氣數告終，以亡國收場的後遺症！
補充：南京古稱江寧府，又名金陵城，歷史上曾經作為六朝古都，分別是：吳、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。可惜每朝國祚並不長久，均未逾六十年。自1853癸丑年，太平天國攻入此地，南京城已經遭受到第一次大屠殺。1864甲子年湘軍陷南京，又遭第二次大屠殺。1937丁丑年，日軍攻入，復遭第三次屠城，歷史學者估計此次災難死亡達三十萬人以上。
南京的近代歷史，算是頗為不幸。
(本篇完‧2020年4月)
